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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利的失败：多重参考依赖与北宋联金伐辽的决策缺陷
摘要:
北宋联金伐辽决策及宣和北伐的失败是战略决策研究中回避抉择现象的经典案例，中国传统史论的三种既有假定对此解释力不足。前景理论中的参考依赖学说假定决策者的决策建立在参与现状或愿望水平的基础上，并由此做出风险规避或风险接受型政策。北宋以光复汉唐旧疆为参考点，对宋徽宗君臣做出风险接受型政策起到重要作用。但大量史料也证明，北宋在若干重大的历史节点上主动修正和约束自己的强硬政策，决策表现出反复犹豫。作者修正了参考依赖假定，认为重大战略决策经常同时存在显性和隐性参考点。显性和隐性参考点相互牵制，在特定条件下会相互转化。一旦显性和隐性参考点无法适应形势变化进行转换，就可能发生转换停滞效应，以至于出现决策失灵。北宋自立国以来赢得的战争有限，控制战争风险和成本成为内嵌于北宋的隐性参考点。决策集团对全面对外战争缺乏经验和信心，在面临重大抉择时不断自我否定和犹豫，最终诱发了金国入寇。决策集团因无法解决内部分歧导致决策失灵在现实中不是偶然现象，多重参考依赖为理解决策集团缺陷提供了一个有价值的观察视角。
作者简介:
于海洋，吉林大学行政学院
沈朝永，吉林大学行政学院
论文来源:
《世界经济与政治》2021年第6期（本文原名“胜利的失败:多重参考依赖与宣和北伐的决策缺陷”）
本文作者之一：于海洋
北宋政和七年( 1117 年) ，宋徽宗收到了辽军惨败、辽亡国在即的消息。女真崛起导致东亚地缘政治格局剧变，北宋同时面临光复燕云的希望与强国崛起的不确定性。在辽亡金兴之局无可规避的情形下，宋金海上之盟及宣和北伐就此拉开帷幕。如后人所知，宣和北伐实现了全部战略目标，但随即靖康之役使一切胜利化为泡影。北宋政权被高收益预期诱惑，又不接受高政策风险，最终做出了一系列看似逻辑自洽但实际上自相矛盾的决策，诱发了中国古代最严重的战略失败之一。宋徽宗君臣的决策悲剧在国际关系史中并非孤例，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法国的绥靖政策以及美国深陷越南 战争和阿富汗战争泥潭反映了类似的困境。决策集团在应对重大战略挑战时为什么会经常发生长时间的犹豫反复现象呢? 借助前景理论中的参考依赖假说分析决策体系逃避决策和转嫁责任的问题，有助于反思战略决策集团文化与组织层面的缺陷对决策过程的干扰。
本文作者将国际危机视为一场政治 "消耗战(war of attrition)"。这种形式化来源于经验性的主张，即危机是在国内政治受众面前进行的公共事件，这一事实对于理解危机发生的原因和如何展开至关重要。作者将危机描述为具有两个决定性特征的政治消耗战。第一，一个国家可以在任何时刻选择进攻、退缩或进一步升级危机。第二，如果一个国家退缩了，它的领导人就要承担观众成本，而且随着危机的升级而增加。这些成本来自国内观众对领导层在外交政策上是否成功的关注（Fearon 1990, 1992; Martin 1993）。
一、既有解释评述
由宋徽宗君臣主导的联金伐辽国策以及宣和北伐的灾难性后果，历来受到中国史家的严厉批判。有三种观点占据主导地位，但这些观点不能完全反映出宋徽宗朝战略决策的复杂历史背景。
(一) 宣和北伐决策失败的三种解释
第一种观点从传统的治乱之道出发，认为北宋政治路线长期错误，国家由治到乱， 已呈末世之象，变法乱政是宣和北伐失败的根本原因。宋高宗本人即持此观点 : “今日之祸，人徒知蔡京、王肪之罪，而不知天下之乱，生于安石。” 赵鼎也批评: “至崇宁初，蔡京托名绍述，尽祖安石之政，以致大祸。” 这种观点暗藏一个基本假定，内政糟糕的国家所做的外交决策必然是错误的，并由此引申出一种非常悲观的结论，即末世北宋的结局是宿命式的：既然国家的任何挣扎都无意义，宣和北伐的决策也就无所谓错误与否。
第二种观点则把批判的矛头对准宣和北伐决策本身。政和时期的知枢密院事邓洵武是当时反对联金的代表人物，他明确指出 : “与强女真为邻，孰若与弱契丹乎?” 以他为代表的一批官僚认为联金北伐是与虎谋皮，存在严重的战略误判。北辽大臣韩昉在受命向宋纳款时也警告北宋 : “好邻舍( 作者注: 辽) 朝廷( 作者注: 北宋) 蹙踏了，不知彼恶邻舍( 作者注:金) 也，必悔之。” 这种观点认为，无论是从实力均衡还是威胁均衡的角度来看，新兴的女真都比衰落的辽国更具威胁。辽国的灭亡使北宋边境失去安全屏障，直面金国兵锋。联金灭辽是北宋战略上的致命失误。
第三种观点赞成联金北伐，但质疑决策执行的过程。大批北宋官僚和士大夫对辽国充满憎恨，也意识到援助辽国不能改变辽金战争的结果，因而对接收辽国的遗产充满兴趣。这些人的批评直指宣和北伐的实际操作过程，认为在正确方向下一系列政策错误的累加，最终导致了巨大的战略悲剧。比如，蔡京支持伐辽，但向宋徽宗陈奏时反对童贯担任统帅，认为“贯徒有虚名尔，无能为也。臣岂不知伐国大事，安危系之，陛下何以付贯”。又比如，金宋联盟的策划者赵良嗣认为收复燕京后，宋徽宗贪心不足，招降平州军阀张觉失信金人，招致了金国背盟。“宋不立宋徽宗，不纳张觉，金虽强，何衅以伐宋哉? 以是知事变之来，虽小人亦能知之，而君子有所不能制也。”
(一) 既有解释的局限
北宋亡国是基本的历史事实，其政策必然存在重大缺陷。但是对照政和、宣和年间的史料，三个传统假定都不能完全解释整个决策和实践过程。
首先，北宋是否意识到国家实力出现了严重衰落，或者说身处末世是不是北伐决策前的国家共识。事实上，经历了宋神宗、宋哲宗两代变法，北宋国力大增，宋徽宗时代进入变法成果的收获期。在边境战争中，蔡京任用名将王厚为经制，崇宁二年 (1103 年) 收复湟州，崇宁三年(1104 年) 收复鄯州、廓州，彻底打垮河湟吐蕃。随后，北宋对夏展开大规模攻势，以浅攻进筑或浅攻扰耕之法不断蚕食西夏。1098 年平夏城战役宋军取得胜利之后，宣和元年(1119 年) 六月，夏主纳款请和，北宋西北开边战 略以完胜告终。河湟开边的胜利结束了西北边防的被动局面，取得了宋仁宗朝以来对夏和吐蕃的最大军事胜利。在稳定国内局势方面，很多史学家常用方腊起义爆发佐证北宋内乱不止，不应北伐。这种说法不完全准确。终北宋之世，大规模农民起义一直如影随形，如宋太宗时期的王小波、李顺起义，宋仁宗时代的王泽起义，都曾横跨十数郡，并建立国号，而这些起义还是在所谓的治世时发生。宣和二年(1120 年) 十月爆发方腊起义席卷六州五十二县，宋徽宗在彼时确有意放弃北伐。但宋徽宗在宣和三 年(1121 年) 正月调动西军后，三个月内就迅速镇压了起义。童贯作为北伐派领袖在朝堂的地位进一步巩固， 其所率陕西六路蕃、汉兵也成为后来宣和北伐的主力。
在财政领域，宋神宗变法以来的财政政策取得积极成效。宋徽宗时代丰亨豫大的局面虽被后人诟病，但在当时却一改宋仁宗时代财政破产的窘境。宋徽宗统治时，号 称“中外靖绥，年谷登捻”。凭借新党推行的茶盐之法和钞法，北宋在满足西北军事活动及宋徽宗奢侈生活所需花费的基础上，尚有余力执行大规模的社会福利政策。从崇宁初年( 1102 年) 到宣和二年( 1120 年) ，北宋在汴梁等地普遍设立居养院、安济院和漏泽园等官办救济机构，从某种意义上践行了孟子“使民养生丧死无憾”的理想。
大量史料证明，宋徽宗时期的北宋军事强大、财政宽裕、经济发达、社会风气安逸， 统治阶级不太可能产生末世的共识。北宋是在国力强盛、有志进取的心态下思考对辽 对金政策的。而且辽金战争是不以宋廷意志为转移的一场国际战争，即便北宋意识到自身存在问题，太宰郑居中等大臣所提的静观其变也难以被称为合理的政策选择。毕竟对外部威胁置之不理并不会改善国家安全面临的迫切威胁。
其次，根据均势理论，北宋联辽抗金很难推行。仔细考察海上之盟缔约前后的军 事政治形势，联弱抑强的战略可行性极低。一方面，均势战略中的联盟对象可以处于 弱势地位，但要有自存及反制的能力。辽国后期的军事政治局势已经败坏到无法挽救 的地步，不但对金作战连遭惨败，契丹、奚、汉各族更是内讧不断。保大二年(1122 年)，金军攻克中京，天祚帝西逃; 耶律淳自立为帝，建立北辽，辽国分裂。保大三年(1123 年) ，北辽政权即被金国攻灭，残余势力进一步分裂为奚国、平州及常胜军三方势力，这些势力在宋金之间左右摇摆。保大五年(1125 年) ，天祚帝被俘，辽国灭亡。辽国崩溃发得过于迅速，已经不具备成为盟友的条件。支援必亡的辽国、得罪兵锋正胜的女真意味 着战争，坐观辽国灭亡、不参与瓜分其遗产则意味着侵略性更强的女真政权将接管极度不利于防御一方的宋辽边境。因此，北宋做出联金灭辽的决策不难理解。
另一方面，联弱抑强的前提是弱势一方愿意采取更灵活的策略、做出更多的让步，与强势一方结成联盟。辽宋虽盟誓百年，但双方历史积怨极深、互信度很低，辽国长期的强势地位使其情感上不能接受双边关系的调整。即便在天祚帝讨伐阿骨打失败的时候，辽国依然对宋执行侮辱式的高压外交。北宋实际的军事首脑童贯在出访辽国时 不但没有获得预期的礼遇，反而被辽国君臣以宦官之故大加侮辱。类似的外交侮辱事件后来连续发生，甚至到了“ (辽乃) 力强……(宋) 从者泣”的地步。辽宋邦交日久，这种侮辱反复并非傲慢无知造成的，而是衰落的辽国决心加强威慑，防止北宋背盟。即便在辽国分裂后，北辽帝后耶律淳夫妇和实权人物萧幹、耶律大石仍然集体反对屈服于宋，只同意以传统的敌国之礼对待北宋。
最后，关于宣和北伐在具体落实时是否发生了一系列政策失误，从今天来看，宣和北伐中的一系列决策确实引发了严重的军事政治后果。但是梳理宋金外交的历史线索，几个后来备受批评的具体决策在当时并不存在太大争议。一是宣和北伐是否仓促问题。很多史家对北宋“贸然”北伐进行了严厉的批判。事实上，虽然北宋君臣对宣和北伐中若干突发问题的处置没有产生好的结果，但很难说这些决策是冒失和仓促的。宋徽宗在政和年间就决议联金北伐，为进一步观察辽金战争的进展、加紧国内军事和经济准备，宋徽宗再三顺延北伐时间。在此期间，北宋在情报侦察、物质储备和军事动员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这些都有史料为据。
二是误信“北人”问题。南渡的宋臣都把矛头指向叛辽投宋的马植、郭药师、张觉等“北人”降官，认为此辈都是“贪功幸进辈、苟希目前”， 宋徽宗误信他们以至亡国。此论其实并不公允。马植刚刚归宋就明确向宋徽宗精辟分析了联金伐辽以制金的道 理，“辽国必亡……万一女真得志，先发制人，后发制于人，事不侔矣” ; 燕京光复后， 马植一再进谏警惕金人的威胁; 宋徽宗接纳张觉，马植明确反对，认为将导致宋金战争，为此被宋徽宗“夺职、削五阶”。回顾宣和以来宋金辽多边关系，马植所料皆中， 不愧谋主之名。郭药师是辽常胜军首领，所率军队先后击败过辽军、奚军和金军。宣和四年(1122 年) ，郭药师“拥所部八千人奉涿、易二州来归” ; 归顺后，郭药师献奇谋突袭燕京得手，可惜宋军将领处置失当，他被连累“失马歩走，踰城以免”。降金前很长一段时间内，郭药师充当了幽州抗金前线干城的角色。作为金国所封的临海军节度使、平州知州，张觉所统领的平州本就是北宋光复汉唐旧地战略中要收复的地区。张觉携平、营、滦三州来投，使北宋兵不血刃实现了开国以来国土面积的顶峰; 这使北宋 获得了一支有战斗力的部队，改善了边防态势。同时三人虽然算不上中国传统道德意义上的忠臣，但不能以此否定他们对北伐的帮助，更何况善待三人代表了北宋对待北地燕人的政治姿态。以“名”而论，从石介的《中国论》、欧阳修的《正统论》再到王安石的“一道德”，北宋高度强调“夷夏”正统之辨，对远人来投等政治象征因素极度推崇，认为这属于圣德事，帝王无法拒绝; 以“实”为论，北地汉人风气尚武，在辽、金、蒙时代都是北朝军事支柱之一，收揽燕人、善待其首脑对北宋控制燕云极为重要。
三是宋徽宗激怒金人问题。史家对此的批评有一定道理:在很清楚金国军事优势的情况下，北宋屡屡突破海上之盟的约定，这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金军撕毁同盟的野心。不过，在瓜分辽国遗产的混乱局面中，金宋双方其实都没有严格遵守盟约。金太祖阿骨打虽然基本尊重金宋同盟，但在西京归属问题上已有食言迹象。随着北宋军力不足的暴露、金人野心膨胀，金国统治集团内部已经正式讨论背盟的问题，阿骨打的表态是意味深长的“待我死后，悉由汝辈”。 可以说，北宋在同盟框架内小动作不断，金国也逐渐对同盟本身丧失兴趣。在发觉金国背盟的风险后，宋徽宗君臣不得不采取一系列政策改善边防，增加抵御金人的砝码。
总结宣和北伐过程中北宋朝堂的外交决策，很多如今看似荒谬失败的决策在当时的决策环境中都有可以解释的依据，后人由果推因的总结并不能对当时军事和外交决策做出切实反思。引入新的理论工具重新探讨宣和北伐的决策过程有助于对宣和时代的宋金关系进行有价值的分析。
二、参考依赖及其假定修正
前景理论来自经济学与心理学的结合，由丹尼尔·卡尼曼( Daniel Kahneman) 和阿莫斯·特沃斯基( Amos Tversky) 于1979 年提出。该理论基于大量实验结果，揭示了影响人类行为的心理因素，颠覆了预期效用理论关于理性决策的假设，提供了一种理解人类行为的全新方式。在其看来，仔细分析行为体的观念比对其活动领域的客观测量( 如民意调查数据或经济指数) 更有用。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大批学者将前景 理论应用于外交决策研究。利用前景理论尤其是参考依赖学说的观点和方法研究宣 和北伐的决策过程，可以为理解灾难性的决策如何产生提供新的视角。
(一) 参考依赖的基本假定
前景理论围绕五个核心假定即参考依赖( reference dependence) 、框架效应( frame effect) 、损失厌恶( loss aversion) 、风险倾向( risk orientation) 及沉没成本效应( sunk cost effect) 研究行为体的决策取向问题。在前景理论的所有变量当中，参考依赖具有基础性作用。这是因为前景理论的基本逻辑在于行为体不是依据经济理性而是依据 内生的参考点做出行为选择，包括框架效应、损失厌恶和风险倾向在内的概念都以 参考依赖为前提展开。前景理论以参考依赖为核心概念，认为决策者在做出决策前 往往会设立一个参考点。卡尼曼和特沃斯基将参考点定义为行为体的现状或愿望水平，决策者根据心理预期状态判断其所处状态是收益还是损失，进而对各种方案进行评估和抉择。当行为体对现状感到满意或愿望得到满足时，它们倾向于将自己 的状态视为收益，反之亦然。 也就是说，决策者往往基于参考点考虑收益和损失的 问题，而不是简单地评估行为结果的绝对值。通常情况下，决策者对损失的敏感程度要高于同等收益。
按照卡尼曼和特沃斯基的定义，现状和预期构成了参考点的两个基本来源。那么这两个参考点是如何对外交决策产生影响的呢? 总体而言，参考依赖认为参考点框定了决策者的选择范围，当决策者认为处于收益状态时，倾向于采取风险规避的政策以确保收益;当决策者认为处于损失状态时，倾向于采取风险接受的政策以弥补损失 ( 如图 1) 。
现状是参考依赖最常见、最具影响力的参考点。损失厌恶心理会使国家领导人具有现状偏好，即倾向于维持现状。由于人们对于同等收益和损失的不对称心理，决策者往往对现状过度加权。杰克·利维( Jack Levy) 认为，现状偏好在国际政治中是普遍存在的，各国似乎更加努力地维持现状以抵御受到威胁的损失，而不是以相当的努 力程度改善其地位。例如，一个国家更愿意为保卫国家领土战斗而不愿意为了攫取别国领土战斗。前景理论相信，评估对外政策倾向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现状是否可以接受。如果所有国家都认为现状使其处于收益框架内，就不会出现修正主义国家和现状 挑战者;反之，则会引起国际体系的不稳定甚至动荡。
愿望水平( aspirations) 是参考依赖另一个公认的参考点。现状不会总是令人满意，尤其是在经历了一系列损失之后，决策者很难迅速适应新的现状，而是会继续使用旧的现状(愿望水平) 作为其参考点。此时，决策者会抓住任何机会改善既有态势，参 与有风险的行为以消除损失，返回旧的参照点( 旧的现状) 。国家当然有可能接受损失并适应新的现状。但这种调整要比接受收益缓慢得多。前景理论的一大贡献在于对决策中损失厌恶倾向的解释，即损失会产生更大的焦虑。因此，行为体更有可能通 过冒险行为避免或弥补损失而不是获得新的收益。在使用愿望水平作为参考点的情况下，达不到期望即被视为损失，将产生风险接受的行为特征。
(二) 多重参考依赖对参考依赖假定的修正
前景理论的研究者其实已经意识到，在复杂决策中很难明确给定时间或决策中的 参考点是什么，但他们将前景理论运用到外交决策分析时，总体上仍假定国家在特 定时期及特定议题内存在明确的损益感知，参考依赖则构成了外交决策的思维工具。这种国家只存在一个决定性参考点的观念使前景理论的应用变得简单，也使其很大程度上偏离了真实的决策主体和决策环境。对既有假定进行必要的修正有助于提高参考依赖学说对复杂决策尤其是战略性决策的解释能力。
1．多重参考依赖的内涵
就决策主体而言，国家是一个比企业复杂得多的行为体，在身份认知和利益建构上存在明显的多元性。有学者提出了一个经典问题 : “如果预计外交政策决定会加强政府的国际地位，但削弱其国内地位，政府会将自己定位于收益领域还是损失领域呢?” 很显然，来自体系的压力可能是既定的，但决策集团对内部和外部压力的认知以及将压力转化为政策实践的方式不是既定的。既有研究大多假定政治领导人是框定参考点的关键，因此把研究重点放在领导者的个体差异(individual variation) 上，如 人格特质、知识结构、价值偏好及经验等。这种假定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对外交决 策产生重大影响的其他群体。参与决策的政治精英及相关利益群体形成了一个复杂的决策集团，群体内意见的分歧与统一是决策参考点形成的关键。
就决策环境的特殊性而言，国家的重大决策往往基于复杂的国内国际背景，面临多方面多层次的压力，外交决策的筹划需要考虑环境带来的多重影响。决策体系在框定参考点、确定损益的时候，必须考虑内外部压力的相互牵制及其对决策成功概率的影响。决策环境与决策者的互动带有很强的不确定性，复杂环境中的多个侧面都可能在特定的情况下触发某种外交决策倾向，形成参考点。
决策主体与国际环境的复杂性使决策者的损益感知趋向多元:决策主体可能认为自身在某个方面处于受益状态，同时在某些方面处于受损状态。收益和损失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现状或愿望水平都有可能成为决策潜在的参考点。这些隐性参考点反映了决策集团的差异化认知。即使政府接受了一个主导性的显性参考点，也不可能完全排除其他隐性参考点的影响。如果把外交决策视为一个延续过程，这种由多重参考点带来的决策“偏离”现象会更加明显。一方面，决策者会在其框定的范围内选择，使某一隐性参考点转化为显性参考点，即决策者关于损益状态及衍生政策的决定性心理基础;另一方面，每个隐性参考点在决策体系内都有足够的心理基础，显性参考点不一定是稳定的。显性与隐性参考点间的关系充满张力，二者并存且相互牵扯，成为决策者 偏好转换和决策转向的心理基础。这种情况构成了本文描述的多重参考依赖。传统的参考依赖学说寻找决策者确定的心理基础，多重参考依赖则更关注决策集团心理基础的不确定性，试图研究决策者在风险规避与风险接受型政策中的再抉择过程。
2．显性参考点与隐性参考点的定位差异
显性参考点代表了领导者一段时间内稳定的决策心理基础，隐性参考点代表决策集团区别于显性参考点立场但同样稳定的心理预期。辨别二者可以更好地理解多重参考依赖的运行机理。前景理论对参考点生成的条件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政策选项的风险评估和决策者的个体差异被广泛用于解释参考点的生成。本文在参考依赖学说的基础上，沿用并拓展了这两个生成条件的内涵，以解释显性参考点和隐性参考点的差异。
一是政策选项的风险评估(assessment of risk) 差异。风险评估指涉决策者通过计算特定选择的成功概率和/或每个选项的效用，确定对政策选项相对风险的感知。决策者参考框架的确定要与政策选项的风险评估挂钩。决策者损失厌恶的倾向会使其冒不成比例的风险，但这并不意味着决策者对政策的可行性置之不顾。前景理论认为收益或受损状态会改变决策者对风险的接受程度，这只意味着决策者不是在理性假定的意义上对收益和损失做完全客观对比的。但是参考依赖框架下的决策者依然会考虑决策成本尤其是成功概率的问题，处于受损心态下的决策者会对决策成本的绝 对值更加宽容，但对最终目标成功的追求更为迫切。比如，北宋在失去汉唐旧疆的情况下与辽国维持了长期和平，“失土”和“和平”都是潜在的参考点。在这种情况下，重要的是宋徽宗君臣对自身收复失地政策成功可能性的风险评估。如果他们认为风险性低于可能性，光复旧疆的愿望就会成为参考点; 反之则澶渊之盟以来的和平就是北宋能接受的现状。也就是说，隐性参考点都有成为显性参考点的可能性。决策权重与参考框架相结合，最终决定了行为体可能的选项。决策集团要把损益的框架及政策 的风险评估结合起来考虑，评估显性和隐性参考点带来政策风险的差异，进而在众多隐性参考点间进行情感筛选，形成显性参考点和外交政策。
二是决策集团的认同差异。因为参考点的选择带有情感特征，政治家个人或集体的主观抉择起到了重要作用。前景理论研究外交决策时关注决策者的个体差异，但由于本文假定绝大多数重大决策反映集体意志而非个人独断，因此将决策者个体差异扩展为决策集团的认同差异:不同隐性参考点获得决策集团认同程度上的差异越大，显性参考点相对于隐性参考点的优势地位越强；反之亦然。决策集团的认同差异主要由两方面因素决定:决策集团的战略文化及偏好。
在战略文化层面，具体决策中参考框架的形成无法回避特定政治原则信条、思维范式及行动偏好的制约。江忆恩( Alastair Iain Johnston) 把战略文化理解为“思维、范式及一套优先排序的大战略偏好”， 它反映了国家相对稳定的价值体系、行为逻辑与政策取向。显性参考点往往与一国价值取向及行为模式契合度更高，因而更容易变成凝聚决策集团的情感共识，隐性参考点则通常不具备类似的政治正当性和吸引力。比如，国家对屈辱历史、重大失败或严重缺陷的历史记忆及否定性认知也会成为战略文 化无法宣之于口的一部分。此种情况下，隐性参考点即便是强有力的，决策集团也难以公开赞同。这使得决策集团对这些隐性参考点的认同程度以及类似隐性参考点与显性参考点的认同差异程度都成了政治生活中难以估算的“迷雾”。
在决策集团偏好层面，决策者的偏好及利益往往会影响到其对重大决策的认知。决策集团内可能出现几个意见相对稳定的团体，他们间的辩论和妥协就是显性参考点形成的过程。显性参考点往往代表了决策集团内最多数人或最有影响力者的意见，隐性参考点则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在某些情况下，决策集团内的偏好差异可能是结构性的和难以彼此说服的。显性参考点借助行政权力可以对隐性参考点进行压制，但领导人无法说服异见群体改变偏好，也无法把他们彻底排除在决策和执行进程之外，这为参考点转换准备了条件。
(三) 参考点的转换难题
显性参考点一旦确定，决策者采取风险接受型还是规避型政策随之明晰化。宋神宗变法以来北宋光复汉唐旧疆的愿望对宣和北伐政策的影响有清晰可见的逻辑脉络。与之相比，隐性参考点则表现得更为隐蔽，其作用也往往被忽视或掩盖。这就引发了两个重要问题：一是隐性参考点如何对决策产生影响，二是隐性参考点与显性参考点的相互干扰会产生何种结果。
1．隐性参考点的作用形式
国家确定重大战略决策后，统一意志成为战略成功的必要保证，反对声音转入低潮是政治的常态。隐性参考点只能隐藏在决策者和官僚集团的群体性思维及隐蔽操纵当中，在某些特定条件出现时才会对显性参考点形成制约。虽然难以准确描述隐性参考点究竟在何时、何地、何种情况下起到了何种程度的作用，但总体而言，隐性参考点可以通过两种形式对决策进行干预。
第一种形式是隐性参考点通过渗透决策过程，实现政策议程的“偏离”。深受隐性参考点影响的决策集团成员，可以利用重大战略决策的复杂性及自身在决策体系中的地位，采取阳奉阴违的策略。他们表面认同显性参考点，但在决策的执行过程中隐 蔽地渗透自身意志，从而实现决策的转向。比如，蔡京声称支持北伐，但却在整个北伐 过程中一面激烈攻讦北伐统帅童贯，一面公开向副统帅蔡攸(蔡京之子) 赠诗表示悲观态度。蔡京的政治表态对北宋官僚和将领影响甚大，给宣和北伐政策的推行带来 了消极影响。
第二种形式是隐性参考点通过彻底改组决策体系，颠覆既有显性参考点。国家可能因为决策者的更换或决策机构的重组，针对相同问题发生外交偏好和立场的突然转向。比如，欧洲七年战争中，面临绝境的腓特烈大帝( Frederick the Great) 因主要敌人 权力更替而意外获得胜利:仇视普鲁士崛起的伊丽莎白一世( Elizabeth Ⅰ) 突然逝世， 腓特烈大帝的崇拜者彼得三世( Peter Ⅲ) 继位后认为普鲁士对俄罗斯完全不构成威胁，竟立刻退出战争。普鲁士因俄罗斯外交决策显性参考点的骤然转化戏剧性地成为 战争的最大赢家。
2．参考点的转换及停滞效应
前景理论承认参考点可以随时间发生变化，虽然调整不是瞬时的，但行为体可以适应和接受新环境。新的参考点意味着决策者心理和行为的重要调整。利维指出， 即使与结果相关的价值和概率保持不变，参考点的变化也可能导致偏好逆转。如在获得收益之后，个体将围绕新现状重新规范其参考点。
参考点转化的具体逻辑仍然要围绕政策选项的风险评估差异和决策集团的认同差异两个标准分析。国内外局势的发展以及外交政策的负面反馈会推动决策集团重新思考和定义自身的外交立场。显性参考点和隐性参考点风险评估差异值的高低影 响了决策集团对既有参考点的忠诚度，决策集团对显性隐性参考点认同差异度的强弱显示了显性参考点相对于隐性参考点的坚实程度，决策集团认同差异和政策选项的风险差异评估的互动推动了显性参考点和隐性参考点的转换。如表1所示，在决策集团认同差异弱、风险评估差异高时，参考点转换实现的可能性最高;在决策集团认同差异强、风险评估差异低时，参考点转换实现的可能性最低。决策集团认同差异和风险评估差异同高或同低时则容易出现参考点转换停滞现象。
参考点延续意味着国家外交政策维持稳定，参考点转换意味着外交政策基于形势 变化做出调整，这两种现象都是外交政策中的正常现象。参考点转换停滞则暴露了决策集团内部出现了无法克服的严重分歧。由于缺乏统一的立场且无法相互妥协，决策 集团在截然对立的参考点内徘徊，形成决策僵局。这种僵局会带来两种消极后果: 一是决策内耗，无所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的法国就陷入了这样的困境。一方面，德国一步步打破凡尔赛体系安排的举动很明显使法国处于受损的状态; 另一方面，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巨大损失又使法国避战求和的行为看似是维持受益状态。法国在绥靖和战争的矛盾情绪中最终走向“静坐战争”这一糟糕的选择。二是决策集团决裂，决策者在整合内部意志无望的情况下，采用激烈的方式延续或转换显性参考点。金国海陵王完颜亮南征时被近臣完颜元谊等刺杀于帐中、南宋韩侂胄开僖北伐时发生的内部倾轧都是参考点转换停滞诱发决策集团分裂的典型例子。
参考点转换停滞会带来决策风险。但是参考框架只是为战略决策提供了情感及偏好基础，它是决策的前提而非决策本身。明智的决策者和官僚集团可以通过有效的机制及领导人的睿智决断克服参考点复合性带来的干扰，做出正确的决策。如果情况相反，决策者缺乏强有力的抗干扰能力，使参考点变成决策本身，决策将被决策集团的情感本能操纵，互斥的显性参考点和隐性参考点就可能导致战略失去方向。
三、宣和北伐中的显性参考点和隐性参考点博弈
回顾宣和北伐至靖康之变期间的史料，北宋甘冒风险选择挥师北伐，并在收复汉 唐旧疆后积极与金国对抗，在北伐的筹划和执行过程中体现出强烈的风险接受型政策取向。但是史料中同样清晰记载了北宋在北伐和结盟政策上反复出现的风险规避倾向及其给北伐造成的危害。宋徽宗君臣决策时受到显性参考点和隐性参考点的复合影响，两种参考点相互牵制导致北宋出现了明显的参考点转换停滞现象，军事和政治政策一变再变、自我否定，最终国家沦亡，北伐成果化为泡影。
1）显性参考点:北宋光复汉唐旧疆的期望及其政策效应
联金伐辽决策的朝议和札子中最为频繁出现的支持宣和北伐理由是光复汉唐旧疆，可以将其称为北伐最为明确的决策参考点。那么汉唐旧疆是如何成为国家战略决策的显性参考点的呢? 参考依赖通常假定，时间跨度在确定愿望水平方面具有重要作 用:行为体遭受挫折时，容易将“最近”的过去作为评估的参考点，这是因为行为体心理上迅速承认某种有价值的东西不再属于自己更为困难。此类状况在涉及国家安全问题时更为明显。由于拒绝承认损失的心理会随着时间推移逐渐衰退，领导者坚持以旧的现状( 愿望水平) 作为参考点的情况更多发生在较短的时间段内。光复汉唐旧疆作为参考点的特殊性恰恰在于，从天福三年( 938 年) 石敬瑭割让幽云十六州至宋徽宗政和七年再次讨论该问题，中原政权失去汉唐旧疆已有179 年之久。这样长的时间跨度显然与参考依赖的最近损失假设相悖。北宋长期坚持将光复汉唐旧疆视为显性参考点，体现了政策选项风险评估差异及决策集团认同差异的作用。
在风险评估差异层面，恢复汉唐旧疆构成了北宋持续且迫切的安全需求。幽燕故 地大致位于今天的河北、山西地区;燕山山脉横亘其间，成为阻隔北部游牧部落和东北渔猎部落入侵中原的地理屏障。“雁门以北，幽州管内十六州，其地东北有卢龙塞，西北有居庸关，中国恃此以界限北狄。” 后晋石敬瑭割让幽云十六州给契丹之后，华北平原再无山川阻隔，随时面临着辽国铁骑入寇的威胁。周世宗及宋太祖、宋太宗都以 收复汉唐旧疆、改善边疆安全态势为国家安全的终极目标。宋太祖曾对宋太宗说道: “今之勍敌，正在契丹……俟我完实，取之未晚。” 宋太宗继位后则明确宣誓，“边防事大，万机至重，当悉依先帝旧规，无得改易”， 随后发动两次北伐。由此可见，宋太祖 和宋太宗目标一致，只有缓取和疾攻的区别。雍熙北伐失败后北宋国防政策转为“虚外守内”，这是军事失败的结果，而非北宋不再承认汉唐旧地的价值。事实上，由于丧失天险，北宋被迫屯集大军于河北，并耗巨资修筑和维护包括人工林和水塘在内的防御体系。巨大的边防压力使军费开支成为北宋“三冗”之首，财政的窘迫直至宋神宗变法时才得以缓解。终北宋之世，丧失汉唐旧疆一直使国家财政和军事安全面临难以承受的风险。前文已经分析，金兴辽亡之局加剧了北宋边疆安全问题的紧迫性。辽国衰亡后，收复故土的风险降低;金国崛起后，如果任由女真接管宋辽边疆则会提升北宋 的国家安全风险。联金伐辽成为北宋降低政策风险的最佳选择。在海上之盟谈判中， 北宋明确提出复“五代以后所陷幽蓟等州旧汉地及汉民”的要求，金国大体上同意。获得金国的认同意味着北宋显性参考点最大的风险已经消失，北伐成功的可能性骤然增加。
在决策集团认同差异层面，光复旧疆的主张之所以能够压倒主和派认同的长期压倒性的显性参考点即中国古典战略文化及北宋君臣的集体偏好起到了重要作用。一 方面，中国特有的正统原则构成中国古典战略文化的重要基石。中国封建专制主义统治强烈依赖正统原则对政治合法性的建构。王权正统观的神学基础来自秦汉的五德终始说，其核心是用五行相克相生解释王朝法统的继承关系，强调新王朝对旧王朝天命与德行的继承。这一观点和“诸夏说”“中国说”相结合，形成了传统华夷理论及边 疆安全学说。北宋得国不正，宋太祖受柴氏大恩而黄袍加身，宋太宗得位又有“烛影斧声”之谤。政治合法性的先天缺陷使北宋统治者非常重视对汉唐法统的继承。正统原则有“正”和“统”两个层面 : “正者，所以正天下之不正也; 统者，所以合天下之不一也。” 为了求“正”，雍熙元年( 984 年) ，北宋对继承周统为火德还是承袭李唐法统 为金德进行了严肃的争论，无论周还是唐都将燕云视为固有领土，北宋需要继承这种领土观;为了实现“统”，北宋必须克服五代以来“四夷不服，中国不尊”的局面， 把恢复汉唐盛世时的固有领土和人民视为继承法统的基本要求。开宝九年( 976 年) ，北宋群臣奉表想给宋太祖加尊号“一统太平”，宋太祖明确表示反对 : “燕、晋未复，遽可谓 一统太平乎?” 正统原则赋予了北宋雍熙北伐及宣和北伐在政治哲学层面的理由，那就是服膺天命、继承唐统。
在正统原则的基础上，宋徽宗一朝的政治结构也要求君臣必须选择恢复汉唐旧疆。宋神宗熙宁变法开宗明义就是“鞭答夷狄，尽复唐之故疆”。 变法主持者王安石曾反复陈述“恢复汉唐旧境，此乃基本” ; 青苗、募役、保甲、将兵等争议诸法都是“为强兵富国之计”。熙宁变法引发了严重党争。元祐更化和绍述政治期间，新党和旧党相互倾轧，还夹杂了仁宣太后与宋哲宗的权力之争。宋哲宗亲政后，屡次言道“夷狄不知恩义，中国不可示弱，边地不可轻弃”。两位先皇的边疆政策实际上框定了宋 徽宗及新党的政策选项。宋徽宗作为宋神宗之子、宋哲宗之弟，继承父兄变法图强的路线，在以孝治天下的北宋，成为其继位的合法性基础。宋徽宗即位后立即增加父兄的谥号，并明确宣示 : “朕欲上述父兄之志。” 宋徽宗利用打击元祐党人、建元祐党碑的手段强化君权，又用承父兄志的方式团结新党。至宣和年间，北宋朝堂已经形成了新党独大的局面，宣和北伐实际上是北宋五十年变法的必然结果，是熙宁变法以来财政和军事政策的自然衍射。
以光复汉唐旧疆为显性参考点，北宋在海上之盟缔结到破裂的过程中对辽金都采取了明显的风险接受型政策。尽管这些政策效果不佳，但它表明了北宋在光复汉唐旧疆问题上的决心和意志。
政和七年，宋徽宗一听闻投宋辽人高药师传来女真占领辽东的消息，便迅速同意蔡京和童贯“以市马为名，令人访其事体虚实”的主张，并传令登州守臣王师中派人通金。此行因使者胆怯没有实现，宋徽宗“赫怒”，严厉惩罚使者，并“专下宣抚司，委 童贯措置”， 让国家最高军事主官负责通金事宜。北宋与女真政权联系的第一次尝试证明了两个事实:其一，北宋是主动联金。其二，北宋高度重视伐辽的可能性。
重和元年( 1118 年) ，北宋精心选派马政为首的使臣，以“夹攻大辽事”为议题第二次通金，海上之盟的谈判就此拉开帷幕。纵观谈判过程，宋金数次产生重大分歧，但在共同伐辽和归还燕云的大前提下，这些问题都得以解决。例如，宋金关系是宗藩还是平等邦交的问题曾导致谈判中断，金国因此扣押宋使。北宋希望金国成为其藩属，也间接表明北宋此时对国力尚有自信，并无末世的自觉。最终金国不再强求宋朝必须以国书而非诏书联系，北宋则先以御笔代替国书、后直接与金国书的形式，共同解决了 这一敏感的礼制问题。又如在西京的归属问题上，金国态度曾发生反复。不断的军事 胜利使金人态度日渐骄横，但宋使马扩态度强硬，金太祖阿骨打最终同意让出西京。
在宋金结盟和宣和北伐期间，北宋与辽也曾试图寻找战争以外的选择。但是由于光复汉唐旧疆已经是北宋外交政策的显性参考点，双方关系也就没有缓和的空间。北辽帝耶律淳薨后，萧后在宋金夹击的绝望境况下同意对宋称藩，试图“假中国之势存 其血食”。 如果基于一般意义的均势理论分析，辽金之仇不共戴天，郭药师则野心勃勃;保留称藩的北辽与支持同样成为藩镇的郭药师可以在宋金间建立安全缓冲区，改 善边防态势。辽人对金的抵抗一定会比两面三刀的郭药师更为坚决。但站在参考依赖的角度，北宋却无法接受这个更为现实的选择。一方面，北辽以燕京为统治基础，存辽则北伐“复燕”的地缘政治依据不复存在; 另一方面，正统原则指导下，所谓汉唐旧 疆本就有疆域及人民两层内涵，“燕人思汉”和汉人归宋是一个不容讨论的优先政治 选项。宋徽宗很早就对恢复燕京的方案进行了排序。“如燕人悦而从之，因复旧疆， 策之上也。耶律淳能纳款称藩，策之中也。燕人未即悦服，按兵巡边，全师而还，策之下也。” 郭药师等燕地汉人回归，使上策成为可能。直接管辖燕地和利用燕人守土从政治和战略两个层面都更符合北宋做出决策时的参考点，这使北宋倾向于做出风险接 受型政策，对残辽势力采取了“期于必灭之而后已”的强硬政策。
历史无情地证明，宣和北伐在军事上是一场重大失败，北伐军在范村、白沟、雄州和燕京四场战役中都铩羽而归。以举国之力仍无法击败辽国残军，北宋把自己的虚弱暴露在金国面前。北辽灭亡后，宋金同盟既有基础已失，同盟是否延续取决于对辽国遗产的 瓜分及彼此实力的再评估。北宋君臣对宋金军事差距已有更清晰的认识，金人入寇成为北宋政策选项风险评估新的核心要素。这种情况下，北宋依然做出了若干在后人看来是 刺激金国的不理智决策，显性参考点对外交政策的硬约束作用在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张觉叛金事件是北宋与金国交恶的转折点，也是显性参考点对政策选择产生影响的典型体现。张觉与郭药师一样，本为辽臣。金天辅七年( 1123 年) ，张觉迫于压力降金，但他和金国互不信任，拥兵自重。宋金海上之盟规定燕京归宋，但金人利用同盟规定的漏洞，把燕京的汉人作为战利品强制迁往京师。燕人不愿屈从，求告张觉。张觉半途截留燕人，然后拥兵叛金，向宋朝燕山宣抚使王安中递交《遣使诣宋安抚司书》， 并向宋燕山路同知詹度递交《诣宋纳土状》，在形式上完成了“纳土归朝”。北宋接纳 金国的叛臣张觉，等于撕毁海上之盟。发人深省的是，这样高风险的决策在北宋朝堂 并未引发激烈争议，唯一公开反对的是当年促成海上之盟的辽国降官马植( 已被赐名赵良嗣) ，结果被宋徽宗严惩。基于北宋立场，这一现在看冒险的政策在决策风险评估及认同层面有充分的理由。首先，在北宋军事虚弱展露于世人面前之后，郭药师的 燕京和张觉的平州已经成为抵御金人入侵的前线。支持燕人抗金，是北宋改善国防态势、转嫁军事风险的切实需要。其次，张觉所献平、营、滦三州正是北宋念念不忘且海 上之盟中金朝拒绝归还的汉唐旧疆。三州不复，北宋损耗巨大的北伐就是未竟全功; 收回三州，北宋则达到了其疆域的顶峰。最后，张觉截留被金人强行迁徙的燕人。“燕人患迁，今得归皆大悦。” 张觉的行为与北宋收复燕人、燕土的政治正当性原则完 全契合，北宋没有批评和划清界限的理由。基于这些考虑，宋徽宗在很清楚风险的情形下， 在军资方面对其大力补充，并在其失败后予以收留。事实证明，虽然张觉一直有军阀化的倾向，但他的兵源多来自不愿为金奴隶的汉人，因此对金军进行了最坚决的抵抗。北宋在张觉问题上的态度，金人洞若观火: 三州之地是金国重大的军事地理损失，燕人被截留则等于是劫夺金国贵族的私产(金人战后瓜分土地和人口是惯例) 。总之，张觉事件最终成为金人决心征宋的导火索。
（二) 隐性参考点:有限战争思维的形成和强化
政和至靖康年间( 1111—1126 年) ，北宋选择了风险接受型的北伐政策，但是这些政策后来又多以决策者的自我否定告终，首鼠两端的趋势越到后来越明显，最后发展到朝令夕改、军心瓦解，为金人所轻、决定南侵的地步。前文已经分析了光复汉唐旧疆是显性参考点，推动了北宋挥师北伐。那么什么样的隐性参考点具有足够的影响力制衡风险接受型政策呢? 作为一个将祖宗之法神圣化的王朝，回顾北宋立国以来的战争政策传统，有利于从决策风险评估及决策集团认同角度确定宣和北伐战略决策的隐性 参考点。
首先，北宋立国以来没有赢得过全面对外战争的胜利，框定了北宋对军事政策风险的接受极限。宋太祖为将时曾屡败辽军，但直至其去世，也未完成“先南后北”的统 一方略。因此宋太祖对外政策十分保守。汉唐旧疆为兵家必争之地，赎买之策史无前例、绝不可行;宋太祖对辽国知之甚深，却对群臣宣称，“欲俟斯库(封桩库) 所蓄满三 五十万，即遣使与契丹约，苟能归我土地民庶，则当尽此金帛充其赎直。如曰不可，朕将散滞财，募勇士，俾图攻取耳”。宋太祖的考虑虽可理解为先礼后兵，但已经透露 出其信心不足，无意效防秦皇汉武扫荡四夷的壮举。宋太宗之雄心胜于宋太祖，但军 略不足。在《赐乌舍城浮渝府渤海琰府王诏》中，宋太宗第一次明确其目标是“欲鼓行深入，席卷长驱，焚其( 作者注:辽) 龙庭，大歼丑类”。结果两次北伐都是先胜后败。雍熙北伐惨败后，北宋禁军主力丧尽，被迫放弃了举国之战收复幽蓟的政策，转向“修德以怀远”的保守型外交政策。
宋真宗时代，宋辽间大规模战争以澶渊之盟告终。前线的军事僵持对和平的到来固然影响重大，辽国对全面战争也丧失了兴趣才是缔约的基础。骨子里畏战的宋真宗做出重大妥协，其对外政策进一步后退到“朕当屈节为天下苍生” 的“屈己安人”外交。北宋对外战争也恢复到宋太祖时确定的轨道上，即在边疆地区和敌人进行有限的战斗，把控制风险置于战争胜利的考虑之上。从事有限战争、畏惧战争升级的保守思想历经宋真宗、宋仁宗、宋英宗三朝，既形成了一套可以自洽的“修德怀远”逻辑，又被 三朝八十年的战争实践验证，因此成为北宋不宣于口的祖宗成法。宋神宗变法试图扭转北宋军事上的颓势，在征讨交趾、西夏的战争中重提宋太宗时“交趾荡灭”“扑灭巢穴” 这样的全面战争目标。但五路伐夏惨败再次打击了北宋的军事雄心，恐战和慎战的元祐党人重回朝堂。
其次，在决策集团共识层面，畏惧全面战争与提防武夫祸国的统治思维交织成为北宋祖宗成法的一部分，深刻影响了北宋的战略思维和决策偏好。宋太宗和宋神宗对外战争的失败极大削弱了君主权威，这种状况进一步刺激了君主对军事力量的提防之心。五代以来，武夫当国。北宋得国不正，预防“陈桥兵变”重演成为北宋政治的红线。为求国祚绵长，宋太祖和宋太宗想尽办法削弱将权。宋初的军制改革采取了取消藩镇、行“更戍法”、置“三衙”以及设“走马承受”等一系列政策，武人再无篡权之忧， 但国家的军事能力也遭受重创。宋太祖和宋太宗之后，宋朝再无可以自行充当统帅的 君主，以文臣驾驭武将的“右文抑武”体制遂慢慢确立。纵观北宋对外战争历史，武臣 的统帅权被限制在一州一路范围内，在战术层面可以领导一支军队争取军事胜利，战略层面的指挥权则被枢府推荐的文臣把持。包括范仲淹在内的知名帅臣事实上都缺乏军事才干，因而北宋在战略层面一直处于劣势。以文御武的军制下，限制将权被置于获取胜利之上，职业军人在战略层面毫无发言权，北宋无论是面对辽、西夏还是西南的交趾和其他少数民族政权都曾获得过战术层面的精彩胜利，却在举国之战中惨败。
当“修德怀远”名义下的有限战争思维深深嵌入北宋的政治和军事制度及决策心理当后，北宋的战争政策事实上形成了以下特点:满足于围绕有限目标展开军事行动，主动限制战争规模和烈度，对战争成本的敏感度高于收益，习惯以谈判方式解决军事问题。有限战争思维的核心是对战争施加政治限制，预设代价上限，将战争扩大为关乎国家存亡的地步被视为不可接受的失败。北宋从君主到官僚群体乃至一般民众对打灭国之战这样的全面战争都既无经验也无自信，因此对百余年来虚内守外带来的和平状态总体上持接受态度。
（三）参考点转换停滞对宣和北伐的影响
前文在分析参考点转换条件的时候指出，当显性参考点和隐性参考点在获得决策集团认同程度上差异很小，但产生的决策风险差别低时，参考点转换容易出现停滞现象。在这种情况下，决策集团的分歧难以克服，国家无论做出怎样的选择都缺乏足够的内生动力，具体政策实践犹豫反复，内耗严重。当显性参考点获得决策集团认同度相对隐性参考点具有明显优势，但基于显性参考点产生的决策风险明显高于隐性参考点时，也容易出现参考点转换停滞现象。宣和北伐时期北宋决策集团所面临的决策环境明显与上述状况近似。一方面，宋徽宗及新党对光复汉唐旧疆及绍述政治的认同度明显高于“屈己安人”的苟安心态;另一方面，北宋对全面战争的风险评估结论十分悲观。“光复汉唐旧疆”和“只从事有限战争”两个参考点相互作用形成了参考点转换的停滞。这种倾向越临近宋金全面决战越明显，最终导致北宋决策系统崩溃。
宣和北伐是由宋徽宗主动策划并实施的，带有明显的风险接受倾向。但即便是宋徽宗及童贯、王师中等主战派对于发动灭辽之战成功的可能性也都有极深的疑虑。北宋发动对辽战争的前提是辽国已经被金国削弱到“宗社倾危，指日可待”的地步，北宋君臣在内心对战争的风险评估值实际有一个预期，一旦超过这个预期北宋君臣就会 重新思考伐辽问题。政和七年，宋徽宗已经决定北伐，但包括保州通判奏报、使辽史回 奏在内的大量情报显示，“辽人之势，虽数为女真所挫，然上下未叛，其国尚立”。 北 宋遂终止北伐之议。由此可见，在至关重要的决策风险评估问题上，北宋愿意承担的代价仍然是基于旧战争经验确立的，无意投入激烈而不留后路的决战。北宋从事有限战争这个隐性参考点在政策风险问题上极为敏感，并对北宋显性参考点的风险接受倾向进行了有力制衡。
宣和二年( 1120 年) 九月，宋金海上之盟进入缔约阶段，双方约定两国约期夹攻辽国。北宋此时伐辽之意甚坚，宋使马政主动提出两国都不得单独与辽和谈，“之后契丹请和听命，各无允从”。 但事实上北宋一直在根据战争形势的发展调整自己的态度。宋金相约夹攻的消息被辽国得知，辽天祚帝针锋相对地耀兵燕京威慑宋人，“ (北宋) 朝廷遽为骇惧”， 立刻派员与辽国解释，金使则被宋滞留三月才得返国，北宋事实上已经背约。宣和四年( 1122 年) ，辽中京、西京先后陷落，天祚帝逃入夹山，一时不知 所踪。宋徽宗君臣才恢复信心，与辽断绝外交联系，“群小既安，则谋之如初……于是我师遂兴”。值得一提的是，宣和北伐的正式名称是“巡边”，宋徽宗制定的上、中、下三策更是没有一条是基于自身军事胜利设计的。自宋太宗以来的边境战争中，由于辽、夏并无亡宋之意，谈判与战斗历来相辅相成，经常以谈判解决战争无法解决的问题。因此，北宋每次战场失利后都会尝试和辽金两国重新谈判: 宋对辽的谈判态度是寄希望于辽自行放弃抵抗，宋与金的谈判则直接以“纳币”为代价要求金军代为攻占燕京。 回顾宋金同盟缔约到伐辽的过程，北宋自宋神宗时开始积储武备，物质准备不可谓不充分，但北宋的战争谋划始终缺乏自信，对于举国之战完全没有做好心理准备，缺乏战争升级的意志和决心。最高决策者首鼠两端的态度渗透至前线，结果就是将帅狐疑、士气沮丧，四次战斗都铩羽而归。
随着辽国的灭亡，北宋潜在的战争对象已经转化为金国，宋金同盟的可信性面临严重挑战。新的威胁使光复旧疆的风险性骤然升高，显然超出了显性参考点最初的预期。北宋无法放弃光复的国土，又畏惧女真强悍的战斗力，必须在捍卫领土与避免战争中谋求平衡。北宋开始考虑在燕云等汉唐旧疆设立防御地带，抵抗金军可能的入侵，数次在局部战争中击败过金军的新附汉军对北宋国防的重要性日益增加。新附汉军被分置为义胜军和常胜军，分驻河东和河北。再加上后来为张觉新设的泰宁军，新附汉军的防区正好位于后来金国入侵北宋的进攻路线上。从这一角度来看，北宋此时的军事规划颇有章法。但是北宋固守汉唐旧疆的决心及规划也因有限战争思维的干扰，最终没有落到实处。
前文详细分析过北宋顶着金国的压力对张觉抗金的支持。这种支持可以被显性 参考点解释，但又因为隐性参考点的作用以失败告终。在预见到金国入侵野心之后， 北宋对海上之盟已无尊重之意。宋徽宗君臣一方面对约定好的岁币进行克扣，防止资敌的可能;另一方面私下鼓励燕人将领截留许给金人的北地汉人，充实队伍。在听说张觉叛金的消息后，宋徽宗“令密谕瑴(觉) 意，许之世袭节度”。密谕意味着北宋不愿意公开与金国决裂，许节度使则代表北宋对收复三州之地的愿望。北宋对张觉的支持力度同张觉的战绩挂钩:当张觉在兔耳山一役击败金将阇母后，宋朝坚定了通过支持张觉将国防前线前移的决心，对其支持也更进一步，公开“建平州为泰宁军，以觉为 节度使”。然而，一旦张觉战场失利，宋军马上慑于与金全面战争的威胁，“但悚视而 莫敢救也……又不得已，因运粮以给之( 笔者注: 金军) ”。张觉兵败逃亡北宋，北宋 收留;在金军“若不与我，则举兵自取之”的威胁下，做出“命斩一人似瑴者”的举动欺骗金军，以留下张觉的性命。此举并非出于仁慈，更多考虑的是张觉作为燕人降将 的代表性人物，其本人的军事才能和拯救燕人的威望。但随即因为金人加大了威胁力度，北宋又轻率做出“议斩瑴矣，因传首金人”的举动。燕地兵民随之人心解体，郭药师说道 : “若来要药师，且奈何?” 北宋的举动反映了隐性参考点对决策的渗透，其深层次逻辑则是支持张觉对抗金国、固守幽燕，但这种支持不能以宋金间全面战争为代价。
北宋对待张觉的态度不是孤证，包括郭药师、张令徽和刘舜臣在内的其他将领也面临同样的境遇。传统史料对郭药师等燕人将领的评价很低，认为他们“大则为侯景、安禄山，小则为田承嗣，为王武俊之所为”。 研究者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事实，那 就是燕人将领的军阀化倾向有北宋刻意纵容的成分。平心而论，北宋虽然并不完全信任新附汉军，对燕人将领也用过分而治之的手腕，但总体而言宋徽宗并未把国内抑制将权的策略照搬到这些降将身上。北宋对燕人将领“待之甚厚”，在燕京残破的情况下用大量军资粮饷维持新附军队的战斗力。宋金战争爆发后，北宋更是“降旨除药师永清军节度使、燕王，张令徽郡王，割燕地与之，使世守”。 北宋有意识地默 认汉唐旧疆“藩镇化”，不能仅以昏庸解释。因为害怕与金军正面冲突，北宋实际上把遏制金军南侵的重要责任与藩王之位一同交付给与金军有丰富作战经验的前常胜军将领。
但是在“待之甚厚”的背后，北宋赋予北地燕人的责任是超出其能力的。这些汉族军阀对金军的胜利是背靠辽国的支持得来的，包括郭药师在内的将领很清楚他们不可能独自对抗金军。张觉的死向这些燕人将领发出明确的信号，宋徽宗的目的是在北宋本土与金国间建立战略缓冲地带，既支持燕人将领作为代理人守住幽燕前线，又规避对金作战的风险，从而在燕人与金政权军事冲突中获得某种程度的控制力和选择自由。北宋不仅要求燕人军阀承担抵御金国的全部军事责任，并且在战斗失利后还会抛 弃他们。参考点转换停滞带来的政策选择看似兼顾了“守土”与“避战”的平衡，实际 表现出来的却是短视的规避和转嫁责任。本就缺乏对汉族王朝深厚认同的义胜军和常胜军将领，因张觉之死深感被利用和出卖，又不敢独自承担抗金的沉重责任，于是在随后的靖康之役中纷纷降金。
金国被北宋层出不穷的小动作激怒，又看透了北宋的虚弱。宣和七年( 1125 年) 十月初七，金太宗遂分兵两路伐宋，理由有三点 : “一张瑴( 觉) 、二燕中户口、三岁币。” 北宋光复汉唐旧疆的宏愿失败，试图打一场代理人战争的计划也宣告失败，宣和年间所有的外交战略就此彻底破产。在接下来的两年间，北宋既没有能够打赢全面战争的统帅与军队，更没有从事全面战争的思想准备和意志，军事局面遂急转直下。靖康元年( 1126 年) 正月初，金军初抵开封城下;靖康二年( 1127 年) 金人复寇，虏徽钦二帝，北宋灭亡。
结论
回顾宣和北伐时期北宋朝堂的决策过程，前景理论中的参考依赖学说可以解释北宋为什么愿意采取风险接受型政策，但是无法回答北宋决策为什么在强硬与退缩间反复，这反映了前景理论的解释力缺陷。本文对参考依赖假定做出修正，修正后的多重参考依赖假定关注决策集团心理基础的不确定性，强调隐性参考点对显性参考点的牵 制作用，认为参考点转换过程可能出现停滞效应，以此解释决策者在风险规避型与风险接受型政策中的再抉择过程。宣和北伐所发生的决策困境体现了参考点转换停滞带来的危害。宋徽宗君臣无力正视打不赢全面战争的恐惧，又缺乏调整战略、放弃燕云旧地的勇气，不负责任地把决策权转嫁到前线统帅和新附燕人身上。因为无力解决多重参考依赖带来的偏离效应，北宋的战略决策者事实上放弃了自己的责任，最终导致决策失控。
多重参考点及参考点转换停滞对决策的干扰是一种普遍现象。一个国家庞大的外交决策集团拥有多重参考点是很自然的，显性参考点不能在任何条件下都维持对隐 性参考点的优势。一旦决策集团内部在认同层面和风险认知层面出现重大分歧，国家的外交决策就可能出现停滞风险。平庸的统治集团不愿正视又无法解决参考点转换停滞的问题，于是通过掩盖战略分歧和转嫁风险的方式，行侥幸之举逃避自身的决策责任，最终导致重大的战略失败。宣和年间的宋徽宗君臣以及在阿富汗问题上犹豫反复的奥巴马政府和特朗普政府皆是例证。描述宣和北伐时的决策摇摆现象有助于重 新理解决策集团在重要历史关头的政治责任到底是什么，并反思复杂环境下决策的困难、寻求解决之道。
编辑｜李三民
审核｜林陌声
终审 | 李致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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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看”给我一朵小黄花
原标题：《顶刊论文 | 于海洋等：胜利的失败：多重参考依赖与北宋联金伐辽的决策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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