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与灰：从“锦鲤祈福”习俗透视当代青年日常生活的双重性

傅灵犀

20世纪六七十年代起，随着日本把锦鲤作为一种“和风之美”文化符号向全球输出，日本锦鲤文化与中国鲤鱼文化相遇，锦鲤“游入”中国并成为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明星。(1)陆薇薇、菅丰：《“中国锦鲤”是如何诞生的？——现实与虚拟空间中的“第三种文化”》，《民俗研究》2019年第2期。2013年7月19日，名为“锦鲤大王”的新浪微博账号发布了一则内容，配文为“本王法力无边，关注并转我子孙锦鲤图者，一月内必有好事发生”，并附上了人首、锦鲤身的图画。自此，媒体和商家利用锦鲤形象不断制造新鲜话题，锦鲤在中国互联网上逐渐成为幸运的代名词。

“锦鲤祈福”，本质是在转发锦鲤的行为与收获好运的希冀之间建立超自然的关联，是民间信仰在网络空间中的延伸。然而，关于网络平台中的民间信仰研究寥若晨星，多集中于对网络算命和反“迷信”的探讨。一些学者认为互联网中的算命、起名等日益成为网民身心健康发展的隐形杀手(2)周艳红：《对青少年网络迷信的分析与引导》，《中国青年研究》2006年第11期；马睿：《青年“网络迷信”文化的动因探析》，《东南传播》2019年第2期。，也有学者对网络算命采取较为和缓的态度，认为它是“寻找适合自己心情和感觉的旅程”(3)蒋原伦：《电子时代的民俗》，《文艺争鸣》2009年第3期。。

陆薇薇和菅丰梳理了锦鲤文化从日本传入中国互联网的发展历程，并将互联网中的锦鲤定义为既受日本锦鲤文化影响，又与中国传统鱼文化一脉相承的“第三种文化”。(4)陆薇薇、菅丰：《“中国锦鲤”是如何诞生的？——现实与虚拟空间中的“第三种文化”》。王润茁和徐赣丽认为，锦鲤文化体现出新媒体具有链接当代都市人和传统民俗文化的桥梁作用，为未来的民俗传承研究提供了新思路。(5)王润茁、徐赣丽：《新媒体时代的民俗形态——以“锦鲤”文化为例》，《民间文化论坛》2020年第3期。当“锦鲤祈福”这一文化景观进入社会学、传播学研究者的视野时，研究者普遍采取担忧的态度。这一习俗被消极地解释为理性屈服于符号神性的唯心主义立场的表现(6)罗红杰：《“网络祈愿”亚文化的深层透视》，《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2期。，映射出年轻人的“习得性无助”(7)赵铭：《锦鲤出圈：从“青年亚文化”到“全民狂欢”》，《中国报业》2020年第4期。，使得“通俗变成了一种庸俗，期望变成了一种泄欲”(8)王寓凡、白天伟：《形意之变:网络青年亚文化形成与异化——以“锦鲤”现象为例》，《当代青年研究》2019年第6期。。在此类研究中，学者并未走入转发者群体并呈现与他们的交流，而是通过“远距离观察”加之自我的价值判断得出结论。此外，一些学者对转发锦鲤这一网络现象进行了问卷调查与数据分析(9)参见刘慧萍、陈家浩、唐宇妍、周燕《“锦鲤”营销的参与意愿及影响因素研究——以广州大学生为例》，《中国商论》2020年第1期；黄椰曼、阳玉堃《中国社交网络吉祥物转发祈福影响因素研究:以锦鲤相关微博为例》，《情报科学》2019年第4期。，他们希望阐明一种共性而非个性，转发者个人的声音因而被模糊处理甚至忽略了。

从研究方法来看，锦鲤文化的既有研究或缺乏资料搜集，或搜集过程没有具体到个体。我们应当看到，与各色民俗文化纠缠在一起的，是“每一个人最鲜活的、最本真的一些经验和感受”(10)刘铁梁：《感受生活的民俗学》，《民俗研究》2011年第2期。，研究者对个体成员的感受应该予以主动的、必要的和足够的关注(11)刁统菊：《感受、人户与个体故事:对民俗学田野伦理的思考》，《民俗研究》2020年第2期。，社会科学的参与观察和统计分析都是值得借鉴的方法(12)高丙中：《民俗学的学科定位与学术对象》，《温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6期。。

因此，本文采取问卷调查和访谈相结合的方法，定量与定性兼顾，这与以往研究不太相同。若要促进对青年转发者的整体理解，群像与个体都应在场。本研究的问卷调查通过网络途径发放，对调查对象的个人背景没有预设的限制，旨在获得锦鲤文化参与者的真实分布情况。访谈则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与笔者素未谋面的陌生人也参与到访谈之中，这在一定程度上规避了研究者本人交际圈所带来的访谈结果的片面性。本文旨在探索三个问题：1.“锦鲤祈福”可否被视为青年亚文化？2.它与传统民间信仰有什么异同？3.这种由个别博主发起的实践何以迅速蔓延并形成一种网络文化景观？最后，本文分析了“五彩斑斓”的锦鲤中的红与灰两种色彩，即当代青年积极的处世态度与挥之不去的压力感之共存。需要说明的是，网络空间中还存在着另一种形式的锦鲤文化，即商家利用“锦鲤”作为吸引眼球的经济手段。例如，商家会发布一条“寻找幸运锦鲤”的微博，选择一位转发者送出高额奖金或奢侈品等。这对于转发者而言仅是抽奖行为，并不具有祈福禳灾的蕴含，因而不属于本文讨论的“锦鲤祈福”范畴。

一、文化群像与青年聚焦(一)锦鲤文化群像本研究最终获得有效答卷697份，男性样本244份(35.01%)，女性样本453份(64.99%)(13)本次问卷的填写者，较多为师范院校的在校学生，因而女性数量明显多于男性。但是，由于男女样本数都较为充足，且本文的数据分析全部基于百分比，男女样本数差异不会影响分析有效性。，年龄范围覆盖18岁以下、18至60岁以及60岁以上的群体。为探究被调查者的个人背景与转发锦鲤频率的关系，笔者通过SPSS(统计产品与服务解决方案)(14)SPSS是一款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广为使用的统计分析软件，用于数据录入、分析和整理。本研究主要涉及描述性统计、有序Logit回归分析和方差检验三种分析过程。进行了数据分析。

就整体趋势而言，烧香拜佛的频率以及学历皆对转发锦鲤的频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年龄对其呈显著的负向影响，即烧香拜佛越频繁、学历越高、年龄越小的人，越倾向于转发锦鲤。若要探讨这种趋势出现的原因，我们需要结合其他数据进行阐释。

为什么喜欢烧香拜佛的人会更频繁地转发锦鲤呢？结合图1可以看出，多数人认为，烧香拜佛与转发锦鲤的灵验度并无区别，或心诚则灵，或徒劳无功，人们是否转发锦鲤取决于他们是否相信借助超自然力能够趋利避害。正如林国平所言，百姓对超自然力量的相信，主要不是出于精神解脱或解决人生的终极关怀，而是为了现实生活中的利益诉求，因而“有灵必求”。(15)林国平：《关于中国民间信仰研究的几个问题》，《民俗研究》2007年第1期。传统祈福方式与网络语境下的转发锦鲤习俗，并非相互排斥或替代的关系，它们是民间信仰的多元呈现方式，交织出现在人们渴望好运降临的时刻，无论是在庙宇或是网络。

图1 对烧香拜佛祈福与“锦鲤祈福”灵验度的认知

“锦鲤祈福”习俗表现出年龄差异，其原因在于不同年龄群体对于锦鲤文化的接触程度相异。问卷调查证明，年龄越大，从未听说过“锦鲤祈福”的人群比例越高。中老年人若是对锦鲤文化闻所未闻，当然便无从转发；即使有所耳闻，他们也不熟悉杨超越、信小呆等推动锦鲤走上神坛的人物和事件。民间信仰充满了情境中的私人选择性，那些距离自己较远、与自身没有任何关联的神灵是不会进入信仰范围的。(16)赵翠翠：《信仰方式的私人性与公共性——以民间信仰与基督教为例》，《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7年第1期。青少年群体则是被互联网浪潮彻底淹没的一代人，当他们崇拜的明星被塑造成为锦鲤时，或是他们的朋友转发锦鲤后如愿以偿时，锦鲤逐渐成为与青少年息息相关而又充满魅力的神灵，在这一群体的信仰范围中占据重要的一席之地。

高学历群体为何更倾向于转发锦鲤呢？根据问卷调查结果，人们转发锦鲤最主要的原因，是“考试、面试前认真准备了，希望有好运加持”(45.54%)。因此，学业及就业压力是锦鲤文化背后不容忽视的部分，高学历青年群体因而成为转发的主力军。无独有偶，董向慧在网络算命研究中发现，某算命论坛的受众以高学历的青年人为主导，且职业分布广泛。(17)董向慧：《当代青年人热衷网络迷信的社会学分析》，《中国青年研究》2010年第6期。。可以说，高学历青年是互联网信仰空间中最为活跃的群体，这是民间信仰由传统走入当代的过程中经历的一次颠覆。金泽认为，民间信仰的一大特征是以生活在社会下层的老百姓为基本信众(18)金泽：《中国民间信仰》，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1页。，林国平也认为民间信仰具有“草根性”(19)林国平：《关于中国民间信仰研究的几个问题》。，而网络民间信仰的出现，显然脱离了这种社会分层，锦鲤文化与社会资源的占有情况并不相关，而是以年龄作为划分，呈现为一种青年亚文化。

此外，利用SPSS对受访者的性别和居住地两项因素进行分析后可以发现，女性比男性更加频繁地转发锦鲤，而且比男性看待“锦鲤祈福”的态度更加积极，这与以往研究(20)参见刁统菊、李然《庙会、传说与历史——对费县龙王堂庙会的调查与思考》，《民俗研究》2005年第4期。中认为女性更愿意祭拜神灵、接受民间信仰相一致。然而，居住在城镇或乡村对于转发频率则不具有显著影响。随着互联网和智能终端的普及，城乡居民在锦鲤祈福文化中呈现出相似性。

(二)青年聚焦在问卷调查呈现的群像中，面临诸多考试压力、被充分卷入互联网洪流的青年，成为最受瞩目的群体。在此次调查中，共有314人转发过锦鲤类内容。其中，18至30岁的青年转发者有278位，占据转发者总数的88.54%。该数据进一步反映出，“锦鲤祈福”习俗应当被视为以年轻一代为实践主体的青年亚文化。聚焦于这278位青年锦鲤转发者的相关数据，我们可以在量化层面上探讨，为何青年群体如此积极地参与构建锦鲤文化？是否如一些学者所言，锦鲤文化代表着青年群体理性的萎缩，应当遭到诘难与整治？

有学者认为，青年通过转发锦鲤这种狂欢式的参与来逃离现实困境，是寄希望于外物而失去自我奋斗意识的表现(21)王玺：《网络亚文化影响下的青年社会心态引导》，《人民论坛》2019年第34期。，而本调查的相关数据揭示出青年在转发实践中与这一推论迥然不同的一面。在青年转发锦鲤的动因之中，占比最大的是“在考试或面试前认真准备了，希望好运加持”(48.92%)。因此，青年群体转发锦鲤不是为了回避主观努力，而是在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之余，希望锦鲤能让生活中无法控制的那部分“运”，朝向积极的方向发展。此外，由图2可以看出，青年转发者对待锦鲤的灵验度是淡然处之的，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认为“锦鲤祈福”无害亦无用。有趣的是，有18位青年(6.47%)转发过锦鲤、却又认为它“违背常识”和“毫无意义”，之后的访谈对这一矛盾进行了阐释。

图 2 青年转发者对待 “锦鲤祈福”的态度

刘汉波认为，青年转发锦鲤是为了将自身的负面情绪公开化，他所在乎的往往不是能否通过这种网络吉祥物实现预期，而是享受向社交圈传达信息、建构身份的快感。(22)刘汉波：《符号赋权、焦虑消费与文化塑造——作为青年亚文化的“日常迷信”》，《中国青年研究》2020年第1期。然而，本调查则显示，仅有11.51%的青年曾出于向外界传达信息的目的进行转发。图3呈现了青年转发者在星罗棋布的锦鲤类内容中进行选择的标准，配文与个人愿望的契合是首要因素，这印证了锦鲤转发的主要动因在于内倾化的表达而非面向外界的信息与身份传达。根据转发量、他人认为的灵验度以及博主知名度这三项因素而进行转发的青年，也占据着不容忽视的比例，这背后可能潜在的从众心理，将在后续访谈中呈现。

图3 青年群体选择锦鲤类内容的标准

此次问卷调查对青年在转发锦鲤过后的心理状态也予以关注。48.2%的青年通过“锦鲤祈福”获得了压力的排解，而46.04%的转发者则没有感知到明显的心理变化。也就是说，转发锦鲤对一部分人发挥了心理调适的作用，但其作用是有限度的。在民间信仰中，信仰者与信仰对象之间的连接关系是临时的、短暂的(23)赵翠翠：《信仰方式的私人性与公共性——以民间信仰与基督教为例》，《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7年第1期。，超过一半的青年转发者在转发行为完成后便将其抛之脑后，对其灵验与否不以为意。

针对问卷调查的量化分析，为我们进一步审视锦鲤文化提供了几个视角：第一，锦鲤文化是一种青年亚文化，大量青年在面临压力或坎坷时，会在主观努力的同时转发锦鲤；第二，转发者并未在“锦鲤祈福”的灵验度上注入过多期待，转发目的更倾向于当下一瞬间的自我排解；第三，不相信锦鲤却进行转发以及根据转发量和博主知名度等进行转发的行为，凸显了青年群体的从众心理；第四，锦鲤祈福作为一种网络民间信仰，它与传统民间信仰既有相似、又有差异，关于这一点，本文将结合访谈资料，在第二部分展开讨论。问卷调查的分析结果只能让我们看到锦鲤文化的骨骼，青年转发者千姿百态的生活和错综复杂的心理才是血肉，想要呈现其真实面貌，与他们的对话是不可或缺的。

二、定心丸：“锦鲤祈福”作为民间信仰“锦鲤祈福”习俗能够在中国互联网土壤中得以生长，根基在于中国传统鱼文化。鲤鱼作为中国人世代传承的符号系统，其吉祥寓意在爱情与仕途两件人生大事上皆有所体现。早在春秋时期，鲤鱼便与觅得佳偶联系起来，它所寄托的“多子多福”寓意，也反映在婚宴餐桌上和“鲤鱼撒子”等传统习俗中。鱼跃龙门的传说广为流传，鲤鱼在千年以前便被赋予了人生际遇飞跃高升、特别是读书人考取功名等象征意义。(24)王亭：《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鲤鱼崇拜及缘由》，《中国民族博览》2016年第7期。此外，鱼自古便是中国人游乐与赏玩之物，并以年画、剪纸等形式出现在岁时风俗中。诸多接受访谈的青年表示，锦鲤形象蕴含的喜庆与吉祥意味，使得他们欣然转发与之相关的图片：

我觉得锦鲤本身就是好运和吉祥的象征，比如年画中的胖娃娃抱着鲤鱼。(25)访谈对象：小贤(化名)，男，26岁；访谈时间：2020年10月25日；访谈地点：线上。

很多旅游景点，比如寺庙前，都会有养满锦鲤的许愿池，所以我一直觉得锦鲤就代表好运。(26)根据笔者访谈记录整理。访谈对象：小许(化名)，女，24岁；访谈时间：2020年10月24日；访谈地点：济南市某咖啡厅。

民间信仰与传统文化具有共时性的关系，两者共生而成灿烂的文化之果。(27)金泽：《中国民间信仰》，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251页。在中国传统鱼崇拜的影响之下，人们在参与网络锦鲤文化时天然地感受到了一种合理性，而没有任何生硬之感或“水土不服”。因而可以说，网络中的锦鲤崇拜与中国自古以来的鱼崇拜一脉相承，当代“锦鲤祈福”文化，正是传统文化延伸到青年网民日常生活的表现。

中国民间信仰具有“多功利性”，继而形成“万灵崇拜”“多神崇拜”(28)乌丙安：《中国民间信仰》，长春：长春出版社2014年，第6页。的信仰风貌。鱼在中国历史上承载的文化功能包罗万象，曾作为崇拜物、生殖与生产之象征、通灵神物等(29)陶思炎：《中国鱼文化》，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95-166页。，满足信众从神圣到世俗领域的多元诉求。自然而然，今天的网络锦鲤也被赋予了“万能神”的形象。锦鲤的丰富蕴含与当代青年千姿百态的诉求相契合，因而广受欢迎。李亦园认为，当代民间信仰的功利主义趋势，具体表现为从个人需求出发而设立的私人崇拜庙宇盛行、个人仪式取代公共仪式。(30)李亦园：《田野图像——我的人类学研究生涯》，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1999年，第265页。可以说，“锦鲤祈福”印证了李亦园所述的变化趋向，即在社会变迁过程中，民间信仰的社群功能逐渐被个人现实功能所取代，锦鲤转发者通过短短数秒的仪式过程构建起一座座自己的“专属庙宇”。但是，受中国传统文化和儒家思想的浸润，中国人重人事而轻鬼神，往往对信仰对象采取“不可不信、不可全信”的态度。(31)罗伟虹：《中国的民间信仰探讨》，《社会科学》1994年第8期。这一态度，亦反映在了青年群体的锦鲤文化之中：

我知道99%是靠自己的努力，转发只是希望在此基础上，天不负我，别出岔子。(32)根据笔者访谈记录整理。访谈对象：小怡(化名)，女，24岁；访谈时间：2020年10月24日；访谈地点：线上。

尽人事，听天命吧，人事是我自己的努力，转锦鲤就是为了剩下的天命那部分。(33)根据笔者访谈记录整理。访谈对象：小文(化名)，男，24岁；访谈时间：2020年10月22日；访谈地点：山东大学知新楼A座教室。

转发者持有的这种“别出岔子”和“天命”心理，可以总结为：自身努力最为重要，但生活中存在不可控制的因素，转发锦鲤类微博可以使那些不可控制的因素趋利避害。“锦鲤祈福”并非是罗红杰所认为的 “随手转发的日常游戏”(34)罗红杰：《“网络祈愿”亚文化的深层透视》，《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2期。，青年转发者对锦鲤的效用存在一定程度上的相信，其本质就是将好运与超自然力相关联的民间信仰。

一些中老年人喜欢在微信朋友圈和家庭群中转发佛教图片，青年人偏爱锦鲤图片，这两种习俗皆是信仰的时代投射。相较于中国传统神道系统中的各类形象，动物自古是人们驯养、狩猎与献祭的对象，吃鱼之俗和豢养锦鲤之风等为锦鲤进一步增添了世俗化的色彩，这使得注重娱乐感的青年群体认为它是可以随时被转发的对象：

我认识的中老年人转发观音图片就跟吃饭一样频繁……(35)根据笔者访谈记录整理。访谈对象：小贤(化名)，男，26岁；访谈时间：2020年10月25日；访谈地点：线上。

我感觉自己要是转发佛祖、菩萨的图片会有点突兀，而转发锦鲤就是一件很轻巧的事情。(36)根据笔者访谈记录整理。访谈对象：小西(化名)，女，24岁；访谈时间：2020年10月24日；访谈地点：济南市某咖啡厅。

当笔者对中老年群体进行访谈时，他们对待锦鲤的普遍态度是漠然置之的。尽管“锦鲤祈福”轻巧而便捷，它却没有进入中老年网民的信仰空间，这也印证了锦鲤文化的青年亚文化特性。

转发过锦鲤的受访者普遍认为，这一即刻实现、零成本的祈福行为，可为或平淡、或紧张的生活提供几秒充满期待与美好遐想的特殊时刻。“锦鲤祈福”宛如一颗定心丸，发挥着民间信仰的心理调节作用：

努力需要好运加成，更多的是求个心里安慰吧。就像是小时候考试那天去学校路上会祈祷，如果下个红绿灯是绿灯的话我就一定能考好。(37)根据笔者访谈记录整理。访谈对象：小玉(化名)，女，23岁；访谈时间：2020年10月27日；访谈地点：线上。

并没有打心底里觉得一定会灵，但会有能做的都做了，只能听天由命了的解脱和轻松！(38)根据笔者访谈记录整理。访谈对象：婷婷(化名)，女，24岁；访谈时间：2020年10月27日；访谈地点：线上。

民间信仰的信众在信仰活动中追求什么、获得了何种满足，他们是自知的(39)金泽：《试析民间信仰的概念边界》，《西北民族研究》2020年第4期。，锦鲤的信仰者正是如此。青年群体将得失寄托于他们自己建构的锦鲤和“运”，因而自身便不再是事件结果的“唯一责任人”。如果我们放眼于青年群体广泛使用的其他网络流行词，会发现诸多具有心理调节功能的词汇，例如在锦鲤类微博配文中时常出现的“水逆”一词。水逆，近年来活跃在年轻人的日常用语之中，由占卜学的“水星逆行”演变而来。占卜学认为水逆现象会影响人的记忆、情绪、事情进展等，在现代流行语中衍生出“诸事倒霉”的意义。(40)赵建军、徐祖熹：《流行语“水逆”研究》，《重庆三峡学院学报》2019年第4期。用“水逆”来解释状况频出的日常生活，便将挫败之感转换为无奈之感，实现了自身从自我怀疑漩涡中的抽离。类似的话语表达，还有“毒奶”一词，意指“为他人加油或给予夸赞，却导致他人行动失败”，即事与愿违。无论是使用“水逆”“毒奶”等词汇或是转发锦鲤，都在自身与现实压力间设置了一段安全距离，通过有意地对自身处境和外部世界的关系进行非理性阐释，话语主体获得自我开解。

但是我们要看到，“锦鲤祈福”是一种有界限的民间信仰，表现为转发者对锦鲤的效用持保留态度、对主观努力的重要性则给予充分肯定。与既往研究中一些认为青年群体理性萎缩、渴望不劳而获的观点不同，转发者实则并非像他们在网上表现出的那样“听天由命”。有多位访谈对象表示，他们往往是在积极、勤奋地备考间隙，转发一条锦鲤祈福类微博。分析互联网行为时应看到，人们在网络世界与现实生活中的两重行为是可以同步进行的，张翠霞将这种现象称之为“文化主体时间运用的多线性”(41)张翠霞：《现代技术、日常生活及民俗学研究思考》，《民俗研究》2018年第5期。。在锦鲤祈福类微博源源不断涌来的时刻，并不意味着转发者们对主观能动性予以放弃：

虽然很多事情不能自己控制，但是我觉得还是要做好自己该做的。而且我觉得做好了自己该做的，好运气才会多一些。(42)根据笔者访谈记录整理。访谈对象：小刘(化名)，女，23岁；访谈时间：2020年10月27日；访谈地点：线上。

我在考试前转发完锦鲤以后，会复习得更加努力。(43)根据笔者访谈记录整理。访谈对象：小西(化名)，女，24岁；访谈时间：2020年10月24日；访谈地点：济南市某咖啡厅。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访谈与问卷调查的结果所形成的互文，“锦鲤祈福”习俗与传统民间信仰既有相似性，又有差异之处。相似点主要有三：其一，女性比男性更倾向于转发锦鲤，并对其灵验度抱有更加积极的态度。其二，“锦鲤祈福”符合中国民间信仰的功利化特征，信众普遍抱有“不可不信、不可全信”的心理。锦鲤被塑造为适用范围并无限制的“万能神”，因此与青年琐碎而密集的日常压力及相关诉求相契合。但是，转发者依然将主观能动性摆在首位，转发锦鲤是增加内驱力以继续投入线下实践的激励方式。其三，它与传统民间信仰一样具有抚慰心灵的作用，仿佛一颗定心丸，让青年群体在紧张焦虑的时刻获得短暂的安慰之感。然而，“锦鲤祈福”打破了传统民间信仰往往盛行于“草根”阶层的规律，它以高学历群体为基本信众，而且没有显示出城乡差异；此外，由于锦鲤形象比传统的民间信仰对象更显亲切、世俗化，因此受到低年龄群体追捧，“锦鲤祈福”表现为一种青年亚文化。除了上述两点差异之外，由于“锦鲤祈福”以网络为载体，故而显示出与传统民间信仰不同的网络文化特质。

三、随俗浮沉：“锦鲤祈福”作为网络文化“锦鲤祈福”习俗与青年群体求吉心理的契合，能够反映它成为私人化信仰的原因，却无法解释这一信仰何以在网络世界实现爆发式传播，迅速构成一种新的文化景观。“锦鲤祈福”是如何在唯物主义教育下成长起来的青年一代中占据地位并形成风尚的呢？

(一)模仿天性迷因(meme)，也译为模因，生物学家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将其描述为“自我繁衍的文化传承的单元”(44)窦东徽、刘肖岑：《社会心理学视角下的网络迷因》，《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6期。。加布里埃尔·塔尔德(Gabriel Tarde)认为，模仿是人类生物特征的一部分，如果没有外界干扰的介入，模仿一旦开始，便会以几何级数迅速蔓延。(45)[法]加布里埃尔·塔尔德：《模仿律》，何道宽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42页。作为一种网络迷因，“锦鲤祈福”行为的自发创作与极速传播，都符合人类的模仿天性，即我们常说的“跟风”心理。

我(转发锦鲤祈福微博)是没有什么原因的。属于跟风心理，像之前杨超越那个很火，虽然不明所以，但也会转。(46)根据笔者访谈记录整理。访谈对象：小王(化名)，女，26岁；访谈时间：2020年10月28日；访谈地点：山东大学中心校区餐厅。

访谈揭示了问卷调查中18位不相信却转发过锦鲤的青年的心态：他们转发锦鲤的原因在于融入同侪的文化实践。

塔尔德认为，社会下层人士具有模仿社会上层人士的倾向，他将其称为“下降率”。在互联网世界中，真实的社会身份被隐藏于虚拟的身份之下，使得下降率无法体现在社会阶层方面。然而，转发量的高低，让林林总总的锦鲤类内容出现了强势与弱势、上层与下层之分。高转发量的内容更容易通过被转发的方式被“模仿”和“下降”，即人们在转发锦鲤祈福类内容之前，会根据转发量进行筛选，最终选择已经拥有较高转发量的微博：

有需要的时候，我会自己去搜索“锦鲤”关键词，一般就是看转发量，转发多少说明了这条灵不灵。(47)根据笔者访谈记录整理。访谈对象：小玉(化名)，女，23岁；访谈时间：2020年10月27日；访谈地点：线上。

我通常根据热门程度来选择，比如之前杨超越很出名！(48)根据笔者访谈记录整理。访谈对象：婷婷(化名)，女，24岁；访谈时间：2020年10月27日；访谈地点：线上。

青年群体的价值观念尚未定型，有易动摇、从众的特性，他们更容易被环境所左右。当他们在网上发现有许多人与自己持有相同的观点或诉求时，就会将观点表达得更加频繁与强烈。(49)王井云：《青年参与网络群体性事件的社会心理分析》，《青年探索》2014年第6期。锦鲤类文本所表达的祝愿与他们的诉求极为贴合，再加上类似内容在群体内部不断重复，无形中强化了青年对原有态度和立场的坚持，使得原本不相信“锦鲤”的人们也在不知不觉中加入转发者的行列：

一开始我不相信，但看到好多人转发，而且都在评论里说灵验了，我也就转了。(50)根据笔者访谈记录整理。访谈对象：小何(化名)，男，18岁；访谈时间：2020年10月29日；访谈地点：线上。

与传统民间信仰的传播路径相似，网络空间中重复出现的锦鲤信仰形态及其灵验故事，让原本对其持怀疑态度的人们逐渐改变了观念。吴重庆指出，信众往往对神明灵验与否的信息进行选择性传播，凡是灵验的信息，就积极传播，因为这不仅表明他得到神明的护佑而脸上有光，也在广为传播的过程中荣耀了神明；反之，凡是不灵验的信息就小心屏蔽，做到“坏事不出门”。(51)吴重庆：《民间信仰中的信息沟通与传播——基于对福建莆田民间信仰田野调查的思考》，《东南学术》2017年第6期。这种信息传播的趋向性，在“锦鲤祈福”民间信仰的传播过程中得到了印证。诸多网友会在得偿所愿后进行“还愿”，其方式为发布一则感谢信息并@发布该锦鲤祈福类内容的博主。例如：“@锦鲤大王，教资笔试过啦！感谢锦鲤大王，感谢自己的努力！”此类灵验叙事使得信众范围的圈层不断向外扩大，加之互联网的助力，这一涟漪的扩大速度比传统信仰在线下传播的速度快得多。随着重复的内容进入到网民无意识自我的深层区域，转发行为继而发生。

值得注意的是，网络迷因对人的影响往往是潜移默化的。当我询问一位访谈对象是否转发过相关内容时，他当即回答“只转发过一次”，但当他查看历史记录后发现，自己实则转发过数次此类微博。这种直觉与现实行为的偏差令他自己感到非常震惊，而转发时的原因和心理活动，如今的他已全然忘却。这也从侧面反映了“锦鲤祈福”的模仿本质：行动先于心性对环境作出服从。

(二)积极、无害与便捷性青年群体在接触锦鲤文化时，最常通过的平台是新浪微博。有研究表明，用户兴趣、情感与微博文本的语义相似度对用户转发微博的行为具有正向的影响。(52)席林娜、窦永香：《基于计划行为理论的微博用户转发行为影响因素研究》，《数据分析与知识发现》2019年第2期。此外，积极情绪强度的增加能够提高该微博被转发的次数。(53)廖琳、黄涛：《信源,信息内容,情绪特征对微博转发的影响探究》，《现代情报》2020年第9期。因此，青年群体倾向于转发传达积极情绪、图片美观却又不带有庄严宗教意味的锦鲤：

当心里有很多压力的时候，我不喜欢把它们写出来，那样要花费很多时间。转发一张锦鲤图片就够了，给自己加油打气。(54)根据笔者访谈记录整理。访谈对象：小西(化名)，女，24岁；访谈时间：2020年10月24日；访谈地点：济南市某咖啡厅。

模仿的蔓延速度，也受操作的难易程度所影响。无论对锦鲤祈福类内容的发布者还是转发者而言，他们需要完成的都是非常轻松的动作。并且，该类型内容语言简洁朴实，非常符合日常言语交际的“经济原则”(55)熊江武：《迷因理论视域下网络流行语的生成及传播机制研究》，《现代视听》2019年第7期。，即如果某词足够适用的话，绝不用第二个。锦鲤类内容所具有的紧凑、美观的属性，与互联网用户注重视觉、高效率、快节奏的操作习惯相适应，与信息碎片化的互联网大环境相辅相成。因此，“锦鲤祈福”作为一种网络迷因爆发式传播，在短时间内便风靡全网。

另外，这类模仿是一种无害的模仿，有则幸之、无则安之的思想，成为人们转发锦鲤的一大原因。当我询问一位仅转发过一次锦鲤的男性以后是否还会转发时，他的回答是：“又没有什么坏处，为什么不转呢？”与长途跋涉到庙宇内祭拜相比，“锦鲤祈福”既不需付出体力，又没有义务性和强制性的仪式要求，因此可以说，锦鲤文化之形成具备多元动力而几乎无需面对任何阻力。

(三)有限的社交性一些转发者表示，他们的转发行为含有一定的社交性：

有时会为喜欢的球队转发锦鲤，只为传达一个支持的信息，告诉他人我的态度。(56)根据笔者访谈记录整理。访谈对象：小陆(化名)，男，24岁；访谈时间：2020年10月25日；访谈地点：线上。

还有几位访谈对象表示，他们曾转发过几条锦鲤祈福类微博，目的在于为即将考试的友人表示鼓励。然而，转发者在提及社交因素时普遍表示，他们转发锦鲤时更为常见的原因，依然在于自身面临某种压力或挑战。此外，一些转发者习惯将锦鲤祈福类微博设置为“仅自己可见”。这也表明“锦鲤祈福”作为一种民间信仰，其最大功用不在于对外发布信息或满足社交需求，而在于自我心理调适。

四、红与灰：积极能动与消极焦虑交织的日常生活将问卷调查与访谈的结果相结合，“锦鲤祈福”习俗背后积极与消极的双重性得以浮现。

赖特·米尔斯(Charles Wright Mills)指出，历史的推进超出了大众自身价值调适的能力，他们常感到旧的思维方式已经远去，而崭新的一切尚缺乏明确的道德平衡，道德上的麻木便是他们应对时代的自保方式。(57)[美]赖特·米尔斯：《社会学的想象力》，陈强、张永强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第3-5页。随着后工业时代的到来，生态环境、食品安全、就业压力、瘟疫疾病等让当代青年的生活险象环生、危机四伏，风险社会已然浮现。“已经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凭借其个人所拥有的东西或凭借其个人所能作的决策来确定或能够确定其自身的地位”(58)[德]乌尔里希·贝克、王武龙：《从工业社会到风险社会(上篇)——关于人类生存、社会结构和生态启蒙等问题的思考》，《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3年第3期。，内卷的社会现状则加剧了青年群体对于前途的迷茫。在他们追求的目标尚未实现时，“无法掌控的那部分命运”始终是笼罩在他们心头的乌云，需要靠“锦鲤祈福”来将其拂去；倘若没有得偿所愿，他们往往会更加自责、压力骤增：

如果我转发完了却没有做到(实现目标)，那我会更加难过，觉得自己太差了。(59)根据笔者访谈记录整理。访谈对象：小陆(化名)，男，24岁；访谈时间：2020年10月25日；访谈地点：线上。

这种持续存在的压力与失落，即米尔斯所说的“陷阱感”，人们开始感到，普罗大众在日常生活中要竭力完成的诸事总是处于工作、家庭等多重限制的轨道中，当他们所抱有的进取心越强烈，跌入陷阱的感受就越深刻。

在社会各界对青年表现出的消极一面大力批判时，我们也应当对青年群体抱以同情的理解。年龄同时赋予了他们接二连三的客观挑战与尚不坚强笃定的心性，如一叶孤舟漂泊在未知的海域中，心怀对滔天巨浪的想象与被吞噬的恐惧。另外，在发达的信息社会中，世界范围内的各类负面信息都在青年的视线内暴露无遗，焦虑感和无力感便油然而生。多位访谈对象提到，当生活平稳顺利时，他们不会对锦鲤祈福”类内容有任何感觉，而面对新冠疫情这样的外部挑战时，“锦鲤”忽然便会触动他们敏感的神经：

像疫情，我希望用锦鲤来保平安，这实在不是自己能决定的事情。(60)根据笔者访谈记录整理。访谈对象：小许(化名)，女，24岁；访谈时间：2020年10月24日；访谈地点：济南市某咖啡厅。

在经济飞速发展、观念冲击不断、契机与危机并存的当代社会，“锦鲤祈福”习俗反映出的，是青年面对内部与外部压力难以招架的现实，这是时代底色的“一抹灰”。

不过，我们应当从受访者的话语中看到，青年转发锦鲤，并不意味着他们丧失了奋斗的意志。互联网带来的“时间的多线性”构成了线上“佛系”与线下“进取”这样的矛盾体。

一方面，“锦鲤祈福”为转发者带来了积极的心理暗示和进取的内驱力。转发行为本身，恰恰也是发挥主观能动性以应对压力的表现，一些转发者有意借此来触发自己的正面情绪，并在此之后继续全力以赴迎接挑战。对于在风险社会中首当其冲的青年群体而言，转发锦鲤是现代社会的“理性人”面对社会急剧变迁的无助和对生活丧失控制感的应对手段。通过娱乐化的解释，心理上的无解状态得以释缓(61)刘汉波：《符号赋权、焦虑消费与文化塑造——作为青年亚文化的“日常迷信”》，《中国青年研究》2020年第1期。。

另一方面，心理上的安慰并未导致实践上的怠惰，部分研究者从转发行为判断青年群体漠视主观能动性、乃至“理性萎缩”，是不符合青年群体的实际的。通过问卷和访谈可以看出，对于转发者而言，转发锦鲤更像是“竭尽所能，静待佳音”。青年不仅处于现代性的结构之中，他们也在主动地建构着自身的生活世界，即鲍辛格所说的包含“我和家人生活在一起的方式，我拥有哪种交流方式”在内的一个“更加私人的世界”(62)户晓辉：《德国民俗学者访谈录》，《民间文化论坛》2006年第5期。。成为斜杠青年、追求“断舍离”的极简生活方式等，皆是青年在风险社会中建构生活世界并借此获得安全感的积极实践，“锦鲤祈福”亦是如此。前者表现为长期的目标和与之相伴的一系列生活方式，后者则更像一个“切片”，表现为瞬时的动作。这些实践无不显示出，青年并非总是处于流行文化的裹挟之中，他们为消解无力感、追求进步而主动创造着属于自己的文化，这可以被视为“锦鲤祈福”习俗背后“一抹充满活力的红”。

五、结语高丙中谈到，在传统向现代转换的历史进程中，民俗学研究应当关注国民在这一大转换中所面临的异常艰难、困苦的人生(63)高丙中：《民俗文化与民俗生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第146页。。这种面向当下、走近个体的呼吁，需要方法论的转向来将其实现。本文在研究方法上做出尝试，期待的是从客观整体和微观个体这两个层面对文化实践主体予以关怀。这或许是民俗学切入当下社会生活时的独到之处，也是民俗学研究所秉持的谦卑与关怀。

通过问卷和访谈相结合的方法可以看出，锦鲤文化既是以青年为主体、以网络为载体的亚文化，又是以鱼崇拜为根基的民间信仰。与传统民间信仰相似，“锦鲤祈福”更受女性青睐，但是它颠覆了民间信仰的“草根性”，且不具有显著的城乡差异性，高学历青年人群是锦鲤文化的主力军。被赋予“万能神”形象的锦鲤契合了当代青年多元琐碎的日常诉求，又因其为积极、无害、易于模仿的网络迷因，得以在青年网民中迅速受到追捧。锦鲤文化中的社交因素是较为微弱的，转发者往往在面临学业或工作方面的考核前转发锦鲤，以调适紧张情绪，给予自己正向的心理暗示，而这一习俗并未削弱他们对主观能动性的发挥。

透过“锦鲤祈福”习俗，我们可以发现当代青年日常生活的双重性：一方面，锦鲤所在之处便是青年面临困境之处，锦鲤文化之兴盛呈现出当代青年所处的艰难现实与他们对生活无法全盘掌握的无奈之感；另一方面，转发者利用锦鲤符号来消解无力感、增加内驱力，这一习俗实则是当代青年积极的处世策略。五彩斑斓的锦鲤之中的“红”与“灰”，都需要被审慎以待。作为锦鲤转发者的青年群体不应当被粗略地视作尚未成熟乃至亟待拯救的群体，应看到他们在风起云涌的现代社会寻找意义并自我鼓励，偶尔迷失但依然不懈努力。“锦鲤祈福”习俗反映出的，是一个个复杂矛盾、可亲可爱的鲜活个体。

红与灰：从“锦鲤祈福”习俗透视当代青年日常生活的双重性！

红与灰：从“锦鲤祈福”习俗透视当代青年日常生活的双重性